1)知音之交--伯牙子期
2)刎颈之交--廉颇相如
3)胶膝之交--陈重雷义
4)鸡黍之交--元伯巨卿
5)舍命之交--角哀伯桃
6)生死之交－－刘备、张飞和关羽
7)管鲍之交－－管仲和鲍叔牙
8)忘年之交－－孔融和祢衡 （范云和何逊）
[八拜之交]语出《紫钗记·吹台避暑》：“俺二人以八拜之交，同三军之事。”元曲《冻苏秦》：“你不知这张仪和我是八拜交有朋友。”《西厢记·张君瑞闹道场》：“与小生同郡同学，当初为八拜之交。”俗称结拜兄弟为八拜之交；按古无八拜的礼，以互相四拜算为八拜 .

知音之交

俞伯牙，是楚国郢都人，在晋国任上大夫。晋侯想与楚国通好，就派俞伯牙访问楚国。俞伯牙到楚国办完公事，拜辞楚王，楚王赠给黄金彩缎，高车驷马。俞伯牙离楚国一十二年，想走水路绕大圈而回，饱览楚国江山胜景。就假奏楚王说：“臣身患小恙，不能骑马乘车，想坐船回去，以便医药。”楚王答应了他的要求，命令水师拨一只大船送俞伯牙回晋国。

俞伯牙乘着官船，不一日，到了汉阳江口。正当八月十五，中秋之偶然风狂浪涌，大雨倾盆，官船不能前进，停靠山脚下。不一会儿，风平浪静，云散月现。那雨后之月，更加光亮。俞伯牙坐在舱中闷得慌，就走到船头上，一边观赏月色，一边捧起瑶琴，轻轻弹奏。忽然，俞伯牙发现有人在偷偷地赞赏他的琴音，立刻叫人去找，当场找来了一个樵夫。俞伯牙见是个砍柴的人，就笑着说：“山中砍柴之人，也能听琴？叫他走吧。”那个樵夫不仅不走，还高声说：“大人错了！岂不知‘门内有君子，门外君子至？’大人若欺负山野中无听琴之人，这夜静更深，荒山脚下也不应该有弹琴之客了。”伯牙见他出言不凡，就问他：“他既是听琴的，我刚才所弹何曲？”樵夫答：“刚才大人所弹的是孔子叹颜回。对不对？”伯牙一听回答，非常高兴地说：“先生果然是听琴者。”就吩咐手下的人把那位先生请上船细谈。

那樵夫上得船来，伯牙手下的人见他头戴斗笠，身披蓑衣，脚穿草鞋，手拿尖担，腰插板斧。就嘱咐他说：“喂，你见了我老爷要下跪叩头。问你什么，要小心答应。”那樵夫说：“诸位不用粗鲁，待我解衣相见。”说完脱下蓑衣斗笠，解下板斧、放下尖担，下船舱向伯牙作了个长揖而不下跪叩头，说：“小人施礼了。”俞伯牙是晋国大臣，眼中哪里有这樵夫？慢慢举手说：“贤友免礼罢。”叫书童搬一个凳子放在下席让他坐。那樵夫见伯牙全无客礼，也不谦让，俨然坐下。伯牙既不叫人奉茶，也不问姓名，劈头就问：“刚才岸上听琴的就是你么？”樵夫答：“正是。”伯牙说：“既来听琴，必知琴之出处。此琴何人所造？弹它有甚好处？”樵夫答：“此琴是伏羲氏所琢，是瑶池之乐，故名瑶琴……”伯牙听见他对答如流，熟知乐理，非常高兴，但又怀疑他是死记的这些话，想再试他一试。就对他说：“有一次，孔子正在室内弹琴，他的学生颜回从外面进来，忽听琴音中有凶杀之意，不免一惊，问明之后，才知刚才有一只猫，想捕捉一只老鼠，孔子见了，不由得在感情上受到一点影响，并在琴音中不知不觉地表现了出来。象颜回这样，真可算得是知音了！假如下官弹琴，心中有所思念，足下能闻而知之否？”樵夫说：“大人试弹一下，小子尽心猜度。若猜不着，大人休得见罪。”伯牙望望高山弹琴，在琴音中表现山的高耸之状。樵夫听了，称赞说：“美哉！巍巍乎，意在高山！”伯牙又对着江水弹琴，在琴音中表现水的奔流之势。樵夫听了，又称赞说：“美哉！汤汤乎，志在流水！”俞伯牙听见樵夫说出了自己的心事，大吃一惊，赶忙放下瑶琴与樵夫施宾主之礼。连声说：“失敬，失敬！真是石中有美玉之藏，若衣貌取人，岂不误了天下贤士！先生高名雅姓？”樵夫躬身而答：“小子姓钟，名徽，字子期。”说完，又转问：“大人高姓？在何处为官？”伯牙拱手说：“下官俞瑞，在晋国做官，是访问楚国而来。”伯牙推子期坐到客位上，自己坐主席相陪，叫书童奉茶。喝完茶，二人上席饮酒。伯牙又问：“听先生口音，是楚国人了，但不知尊居何处？”子期说：“小人寒舍就在离此不远的钟家村。”又说：“实不相瞒，小子上有双亲在堂。为赡养父母，在此砍柴度日。虽三公之尊也不能使我离开父母。”伯牙见他这样有孝心，愈加敬重。又问：“青春多少？”子期说：“虚度二十有七。”伯牙说：“下官年长一岁。子期若不嫌弃，愿与先生为知音之交，以兄弟相称。”子期笑着说：“大人是上国名公，我钟徽是穷乡贱子，怎敢高攀！”伯牙年长为兄，子期为弟。拜罢，二人继续饮酒，彼此谈心。

钟子期同俞伯牙谈得兴趣正浓，不觉月淡星稀，东方发白。船上水手都起身准备开船。子期起身告辞。伯牙紧握子期的手说：“贤弟，我与你相见何太迟，相别何太早！想请贤弟与愚兄同行数日，未知可否？”子期说：“只因双亲在堂，不敢远游，小弟只好失陪。”伯牙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也罢，明年中秋节还是我来看贤弟。”子期说：“既如此，小弟来年中秋节准在江边恭候贤兄，不敢有误。”伯牙叫书童拿来一些银子赠给子期，二人洒泪而别。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第二年的中秋节晚上，俞伯牙乘船来到汉阳江口，将船靠在去年中秋节与子期相会的地方。伯牙走上船头，见月光明高，照得如同白昼，却不见子期。等候到天高，仍不见子期的踪影。伯牙梳洗后，带着随从，上岸到钟家村去探望。走了不远，来到三叉路口，不知哪条路往钟家村去。正好迎面来了一个老翁。伯牙向前施礼之后，问：“请问往钟家村去，应走哪条路？”原来，这两条路都是到钟家村去的，一条往村南，一条往村北。老翁便问：“先生要拜访何人？”伯牙说：“拜访钟子期。”老翁听后，放声大哭说：“子期就是我儿。支年中秋节，晋国上大夫俞伯牙送了他一些银子，我儿买书攻读。他白昼砍柴，夜晚读书，耗费心力，染成疾病，数月之后就亡故了。”伯牙一听，双手捶胸，倒在地上痛哭不已。钟公问书童：“此位先生是谁？”书童说：“就是俞伯牙老爷。”钟公说：“原来就是我儿子的好友。”忙扶起伯牙。伯牙含泪问钟公：“令郎葬在在何处？”钟公说：“按儿的遗言，葬于马鞍山江边，以候晋大夫俞伯牙。”于是，伯牙请钟公领他到坟前一拜。

俞伯牙来到钟子期的坟前，拜了几拜。捧起瑶琴弹了一曲之后，便把瑶琴在石头上摔了个粉碎。钟公感到奇怪，便问：“先生为何摔碎此琴？”伯牙说：“摔碎瑶琴凤尾寒，子期不在对谁弹！春风满面皆朋友，欲觅知音难上难。”钟公说：“原来如此，可怜，可怜！”伯牙对钟公说：“下官伤感在心，不随老伯到府上去了。待我上表晋侯辞官归家，再来接老伯与老伯母同到我家，养老送终。我即是子期，子期即是我。请伯你不以下官为外人。”说完，给钟公送了一些银子，辞别而去。

后来，人们把善于欣赏音乐的人叫做“知音”，并且用“知音之交”来比喻彼此非常了解的知心朋友。

舍命之交

背手为云覆手雨，纷纷轻湾何须数？君看管鲍贫时交，此道今人弃如土。
昔时，齐国有管仲，字夷吾；鲍叔，字宣子，再个自幼时以贫贱结交。后来鲍叔先在齐桓公门下信用显达，举荐管仲为首相，位在己上。两人同心辅政，始终如一。管仲曾有几句言语道：“吾尝一战一北，鲍叔不以我为怯，知我有老母也。吾尝一仕一见逐，鲍叔不以我为不肖，知我不遇时也。吾尝与鲍叔谈论，鲍叔不以我为愚，知有利不利也。吾尝与鲍叔为贾，分利多，鲍叔不以为贪，知我贫也。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鲍叔！”所以古今说知心结交，必曰：“管鲍”。今日说两个朋友，偶然相见，结为兄弟，各舍其命，留名万古。
春秋时，楚元王崇懦重道，招贤纳士。天下之人闻其风而归者，不可胜计。西羌积石山，有一贤士，姓左，双名伯桃，勒亡父母，勉力攻书，养成济世之才，学就安民之业。年近四旬，因中国诸侯互相吞并，行仁政者少，恃强霸者多，未尝出仕。后闻得楚元王慕仁好义，遍求贤土，乃携书一囊，辞别乡中邻友，径奔楚国而来。迤俪来到雍地，时值隆冬，风雨交作。有一篇《西江月》词，单道冬天雨景：

习习悲风割面，蒙蒙细雨侵衣。催冰酿雪逞寒威，不比他时和气。山色不明常暗，日光偶露还微。天涯游子尽思归，路上行人应悔。

左伯桃冒雨荡风，行了一日，衣裳都沾湿了。看看天色昏黄，走向村间，欲觅一宵宿处。远远望见竹林之中，破窗透出灯光，径奔那个去处。见矮矮篱笆，围着一间草屋，乃推开篱障，轻叩柴门。中有一人，启户而出。左伯桃立在檐下，慌忙施礼曰：“小生西羌人氏，姓左，双名伯桃。欲往楚国，不期中途遇雨。无觅旅邸之处。求借一宵，来早便行，未知尊意肯容否？”那人闻言，慌忙答礼，邀入屋内。伯桃视之，止有一塌，塌上堆积书卷，别无他物。伯桃已知亦是懦人，便欲下拜。那人云：“且未可讲礼，容取火烘干衣服，却当会话。”当夜烧竹为火，伯桃烘衣。那人炊办酒食，以供伯桃，意甚勤厚。伯桃乃问姓名。其人曰：“小生姓羊，双名角哀，幼亡父母，独居于此。乎生酷爱读书，农业尽废。今幸遇贤土远来，但恨家寒，乏物为款，伏乞恕罪。”伯桃曰：“阴雨之中，得蒙遮蔽，事兼一饮一食，感佩何忘！”当夜，二人抵足而眠，共话胸中学问，终夕不寐。
比及天晓，淋雨不止。角哀留伯桃在家，尽其所有相持，结为昆仲。伯桃年长角哀五岁，角哀拜伯桃为兄。一位一日，雨止道干。伯桃曰：“贤弟有王位之才，抱经纶之志，不图竹帛，甘老林泉，深为可惜。”角哀曰：“非不欲仕，亲未得其便耳。”伯桃曰：“今楚王虚心求士，贤弟既有此心，何不同往？”角哀曰：“愿从兄长之命。”遂收拾些小路费粮米，弃其茅屋，二人同望南方而进
行不两曰，又值阴雨，羁身旅店中，盘赉罄尽，止有行粮一包，二人轮换负之，冒雨而走。其雨末止，风又大作，变为一天大雪，怎见得？你看：

风添雪冷，雪趁风威。纷纷柳絮狂飘，片片鹅毛乱葬。团空搅阵，不分南北西东；遮地漫天，变尽青黄赤黑。探梅诗窖多清趣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

二人行过歧阳，道经粱山路，问及樵夫，旨说：“从此去百余里，并无人烟，尽是荒山旷野，狼虎成群，只好休去。”伯桃与角哀曰：“贤弟心下如何？”角哀曰：“自古道生育命。既然到此，只顾前进，休生退悔。”又行了一日，夜宿古墓中，衣服单薄，寒风透骨。
次日，雪越下得紧，山中仿佛盈尺。伯桃受冻不过，曰：“我思此去百余里，绝无人家；行粮不敷，衣单食缺。若一人独往，可到楚国；二人惧去，纵然不冻死，亦必饿死于途中，与草木同朽，何益之有？我将身上衣服脱与贤弟穿了，贤弟可独赘此粮，于途强挣而去。我委的行不动了，宁可死于此地。持贤弟见了楚王，必当重用，那时却来葬我未迟。”角哀曰：“焉有此理？我二人虽非一父母所生，义气过于骨肉。”我安忍独去而求进身耶？”遂不许，扶伯桃而行。行不十里，伯桃曰：“风雪越紧，如何去得？且于道旁寻个歇处。“见一株枯桑，颇可避雪，那桑下止容得一人，角哀遂扶伯桃入去坐下。伯桃命角哀敲石取火，热些枯技，以御寒气。比及角哀取了柴火到来，只见伯桃脱得赤条条地，浑身衣服，都做一堆放着。角哀大惊，曰：“吾兄何为如此？”伯桃曰：“吾寻思无计，贤弟勿自误了，速穿此衣服，负粮前去，我只在此守死。”角哀抱持大哭曰：“吾二人死生同处，安可分离？”伯桃曰：“若旨饿死，白骨谁理？”角哀曰：“若如此，弟情愿解衣与兄穿了，兄可费粮去，弟宁死于此”‘伯桃曰：“我乎生多病，贤弟少壮，比我甚强；更兼胸中之学，我所不及。若见楚君，必登显宦。我死何足道哉！弟勿久滞，可宣速往。”角哀曰：“令兄饿死桑中，弟独取功名，此大不义之人也，我不为之。”伯桃曰：“我自离积石山，至弟家中，一见如故。知弟胸次不见，以此劝弟求进。不幸风雨所阻，此吾天命当尽。若使弟亦亡于此，乃吾之罪也。”言讫，欲跳前溪觅死。角哀抱住痛哭，将衣拥护，再扶至桑中。伯桃把衣服推开。角哀再欲上前劝解时，但见伯桃神色己变，四肢撅冷，一不能言，以手挥令去。角哀寻思：“我若久恋，亦冻死矣，死后准葬吾兄？”乃于雪中再拜伯桃而哭曰：“不肖弟此去，望兄阴力相助。但得微名，必当厚葬。”伯桃点头半答，角哀取了衣粮，带泣而去。伯桃死于桑中。后人有诗赞云：


寒来雪一尺，人去途千里。
长途苦雪寒，何况囊无米？
并粮一人生，同行两人死；
两死诚何益？一生尚有恃。
贤哉左伯桃！陨命成人美。

角哀捱着寒冷，半饥半饱，来到楚国，于旅郧中歇定。次日入城，问人曰：“楚君招贤，何由而进？”人曰：“宫门外设一宾馆，令上大夫裴仲接纳天下之士。”角哀径投宾馆前来，正值上大夫下车。角哀乃向前而揖，裴仲见角哀衣虽蓝缕，器宇不见，慌忙答礼，问曰：“贤士何来？”角哀曰：“小生姓羊，双名角哀，雍州人也。闻上国招贤，特来归投。”裴仲邀人宾馆，具酒食以进，宿于馆中。次日，裴仲到馆中探望，将胸中疑义盘问角哀，试他学问如何。角哀百问百答，谈论如流。裴仲大喜，入奏元王，王即时召见，问富国强兵之道。角哀首陈十策，旨切当世之急务。元王大喜！设御宴以持之，拜为中大夫，赐黄金百两，彩段百匹。角哀再拜流涕，元王大惊而问曰：“卿痛哭者何也？”角哀将左伯桃脱衣并粮之事，一一奏知。元王闻其言，为之感伤。诸大臣旨为痛惜。元王曰：“卿欲如何？”角哀曰：“臣乞告假，到彼处安葬伯桃己毕，却回来事大王。”元王遂赠己死伯桃为中大夫，厚赐葬资，仍差人蹋随角哀车骑同去。
角哀辞了元王，径奔粱山地面，寻旧日枯桑之处。果见伯桃死尸尚在，颜貌如生前一般。角哀乃再拜而哭，呼左右唤集乡中父老，卜地于浦塘之原：前临大溪，后靠高崖，左右诸峰齐抱，风水甚好。遂以香汤林浴伯桃之尸，穿戴大夫衣冠；置内棺外椁，安葬起坟；四周筑墙栽树；离坟一十步建享堂；塑伯桃仪容；立华表，柱上建牌额；墙侧盖瓦屋，令人看守。造毕，设祭于享堂，哭泣甚切。乡老从人，无不下泪。祭罢，各自散去。角哀是夜明灯燃烛而坐，感叹不己。忽然一阵阴风飒飒，烛灭复明。角哀视之，见一人于灯影中，或进或退，隐隐有哭声。角哀叱曰：“何人也？辄敢夤夜而人！”其人不言。角哀起而视之，乃伯桃也。角哀大惊问曰：“兄阴灵不远，今来见弟，必有事故。”相桃曰：“感贤弟记忆，初登仕路，奏请葬吾，更赠重爵，并棺椁衣衾之美，凡事十全。但坟地与荆轲墓相连近，此人在世时，为刺秦王不中被戮，高渐离以其尸葬于此处。神极威猛。每夜仗剑来骂吾曰：‘汝是冻死饿杀之人，安敢建坟居吾上肩，夺吾风水？若不迁移他处，吾发墓取尸，掷之野外！’有此危难，特告贤弟。望改葬于他处，以免此祸。”角哀再欲问之，风起忽然不见。角哀在享堂中，一梦一觉，尽记其事。
天明，再唤乡老，问：“此处有坟相近否？”乡老曰：“松阴中有荆轲墓，墓前有庙。”角哀曰：“此人昔刺秦王，不中被杀，缘何有坟于此？”乡老曰：“高渐离乃此间人，知荆轲被害，弃尸野外，乃盗其尸，葬于此地。每每显灵。士人建庙于此，四时享祭，以求福利。”角哀闻言，透信梦中之事。引从者径奔荆轲庙，指其神而骂曰：“汝乃燕邦一匹夫，受燕太子毒养，名姬重宝，尽汝受用。不思良策以副重托，人秦行事，丧身误国。却来此处惊惑乡民，而求祭把！吾兄左伯桃，当代名懦，仁义廉洁之士，汝安敢逼之？再如此，吾当毁其庙，而发其冢，永绝汝之根本！”骂讫，却来伯桃墓前祝曰：“如荆轲今夜再来，兄当报我。”归到享堂，是夜秉烛以持。果见伯桃哽咽而来，告曰：“感贤弟如此，亲荆轲从人极多，旨土人所献。贤弟可柬草为人，以彩为衣，手执器械，焚于墓前。吾得其助，使荆轲不能侵害。”言罢不见。角哀连夜使人束草为人，以彩为衣，各执刀枪器械，建数十于墓侧，以火焚之。祝曰：“如其无事，亦望回报。”
归到享堂，是夜闻风雨之声，如人战敌。角哀出户观之，见伯桃奔走而来，言曰：“弟所焚之人，不得其用。荆轲又有高渐离相助，不久吾尸必出墓矣。望贤弟早与迁移他处殡葬，兔受此祸。”角哀曰：“此人安敢如此欺凌吾兄！弟当力助以战之。伯桃曰：“弟，阳人也，我皆阴鬼：阳人虽有勇烈，尘世相隔，焉能战阴鬼也？虽茎草之人，但能助喊，不能退此强魂。”角哀曰：“兄且去，弟来日自有区处。次日，角哀再到荆轲庙中大骂，打毁神像。方欲取火焚庙，只见乡老数人，再四哀求曰：“此乃一村香火，若触犯之，恐赂祸于百姓。”须舆之间，土人聚集，都来求告。角哀拗他不过，只得罢久
回到享堂，修一道表章，上谢楚王，言：“昔日伯并粮与臣，因此得活，以遇圣主。重蒙厚爵，乎生足矣，容臣后世尽心图报。”词意甚切。表付从人，然后到伯桃墓侧，大哭一场。与从者曰：“吾兄被荆轲强魂所逼，去往无门，吾所不忍。欲焚庙掘坟，又恐拂土人之意。宁死为泉下之鬼，力助吾兄，战此强魂。汝等可将吾尸葬于此墓上右，生死共处，以报吾兄并粮之义。回奏楚君，万乞听纳臣言，永保山河社稷。”言讫，掣取佩剑，自则而死。从者急救不及，速具衣棺殡殓，理于伯桃墓侧。
是夜二更，风雨大作，雷电交加，喊杀之声，闻数十里。清晓视之，荆轲墓上，震烈如发，白骨散于墓前。墓边松相，和根拔起。庙中忽然起火，烧做自地。乡老大惊，都往羊、左二墓前，焚香展拜。从者回楚国，将此事上奏元王。元王感其义重，差官往墓前建庙，加封上大夫，赦赐庙额曰“忠义之词”，就立碑以记其事，至今香火不断。荆轲之灵，自此绝矣。土人四时祭把，所祷甚灵。有古诗云：

古来仁义包天地，只在人心方寸间。二士庙前秋日净，英魂常伴月光寒。

鸡黍之交

种树莫种垂杨枝，结交莫结轻薄儿。杨枝不耐秋风吹，轻薄易结还易离。君不见昨日书来两相忆，今日相逢不相识！不如杨杖犹可久，一度春风一回首。

这篇言语是《结交行》，言结交最难。今日说一个秀才，是汉明帝时人，姓张名劭，字元伯，是汝州南城人氏。家本农业，苦志读书；年一十五岁，不曾婚娶。其老母年近六旬，并弟张勤努力耕种，以供二膳。时汉帝求贤。劭辞老母，别兄弟，自负书囊，来到东都洛阳应举。在路非只一日。到洛阳不远，当日天晚，投店宿歇。是夜，常闻邻房有人声唤。劭至晚问店小二：“司壁声唤的是谁？“小二答道：“是一个秀才，害时症，在此将死。”劭曰：“既是斯文，当以看视之。”小二日：“瘟病过人，我们尚自不去看他：秀才，你休去！”
劭曰：“死生育命，安有病能过人之理？吾须视之。”小二劝不住。劭乃推门而入，见一人仰面卧于土榻之上，面黄肌瘦，口内只:“救人!”劭见房中书囊、衣冠，都是应举的行动，遂扣头边而言曰:“君子勿忧,张劭亦是赴选之人。今见汝病至笃，吾竭力救之。药饵粥食，吾自供奉，且自宽心。”其人曰：“若君子救得我病，容当厚报。”劭随即挽人请医用药调治。早晚汤水粥食，劭自供给。

数日之后,汗出病减，渐渐将息,能起行立。劭问之，乃是楚州山阳人氏，姓范，名式，字巨卿，年四十岁。世本商贾，幼亡父母，有妻小。近弃商贾，来洛阳应举。比及范巨卿将息得无事了，误了试期。范曰：“今因式病，有误足下功名，甚不自安。”劭曰：“大丈夫以义气为重，功名富贾，乃微末耳，已有分定。何误之有？”范式自此与张劭情如骨肉，结为兄弟。式年长五岁，张劭拜范式为兄。

结义后，朝暮相随，不觉半年。范式思归，张劭与计算房钱，还了店家。二人同行。数日,到分路之处,张劭欲送范式。范式曰:“若如此，某又送回。不如就此一别，约再相会。"
二人酒肆共饮，见黄花红叶，妆点秋光，以劭别离之兴。酒座司杯泛荣英，问酒家，方知是重阳佳节。范式曰：“吾幼亡父母，屈在商贾。经书虽则留心，亲为妻子所累。幸贤弟有老母在堂，汝母即吾母也。来年今日，必到贤弟家中，登堂拜母，以表通家之谊。”张劭曰：
“但村落无可为款，倘蒙兄长不弃，当设鸡黍以持，幸勿失信。”范式曰：“焉肯失信于贤弟耶?”二人饮了数杯,不忍相舍。张劭拜别范式。范式去后，劭凝望堕泪；式亦回顾泪下，两各悒怏而去。有诗为证：

手采黄花泛酒后，殷勤先订隔年期。
临歧不忍轻分别，执手依依各泪垂。

且说张元伯到家，参见老母。母曰:“吾儿一去,音信不闻，令我悬望，如饥似渴。”
张劭曰:“不孝男于途中遇山阳范巨卿，结为兄弟,以此逗留多时。”母曰:“巨卿何人也?”
张劭备述详细。母曰：“功名事，皆分定。既逢信义之人结交，甚快我心。”少刻，弟归，亦以此事从头说知，各各欢喜。自此张劭在家，再攻书史，以度岁月。光阴迅速，渐近重阳。
劭乃预先畜养肥鸡一只，杜酝浊酒。是曰早起，洒扫草堂；中设母座，旁列范巨卿位；遍插菊花于瓶中，焚信香于座上。呼弟宰鸡炊饭，以持巨卿。母曰：“山阳至此，迢递千里，恐巨卿未必应期而至。持其来，杀鸡末迟。”劭曰：“巨卿，信士也，必然今日至矣，安肯误鸡黍之约?入门便见所许之物，足见我之持久。如候巨卿来，而后宰之，不见我倦倦之意。"
母曰：“吾儿之友，必是端士。”遂烹炮以持。是曰，天晴曰朗，万里无云。劭整其衣冠，独立庄门而望。看看近午，不见到来。母恐误了农桑，令张勤自去田头收割。张劭听得前村犬吠，又往望之，如此六七遭。因看红曰西沉，观出半轮新月，母出户令弟唤劭曰：“儿久立倦矣！今日莫非巨卿不来？且自晚膳。”劭谓弟曰：“汝岂知巨卿不至耶？若范兄不至，吾誓不归。汝农劳矣，可自歇息。”母弟再三劝归，劭终不许。

候至更深，各自歇息，劭倚门如醉如痴，风吹草木之声，莫是范来，皆自惊讶。看见银河耿耿，玉宇澄澄，渐至三更时分，月光都没了。隐隐见黑影中，一人随风而至。劭视之，乃巨卿也。再拜踊跃而大喜曰：“小弟自早直候至今，知兄非爽信也，兄果至矣。旧岁所约鸡黍之物，备之己久。路远风尘，别不曾有人同来？”便请至草堂，与老母相见。范式并不答话，径入草堂。张劭指座榻曰：“特设此位，专持兄来，兄当高座。”张劭笑容满面，再拜于地曰:“兄既远来，路途劳困,且未可与老母相见，杜酿鸡黍，聊且充饥。”言讫又拜。
范式僵立不语，但以衫袖反掩其面。劭乃自奔入厨下，取鸡黍并酒，列于面前，再拜以进。
曰：“酒看虽微，劭之心也，幸兄勿责。”但见范于影中，以手绰其气而不食。劭曰：“兄意莫不怪老母并弟不曾远接，不肯食之？容请母出与同伏罪。”范摇手止之。劭曰：“唤舍弟拜兄，若何？”范亦摇手而止之。劭曰：“兄食鸡黍后进酒，若何？”范蹙其眉，似教张退后之意。劭曰：“鸡黍不足以奉长者，乃劭当日之约，幸勿见嫌。”范曰：“弟稍退后，吾当尽情诉之。吾非阳世之人，乃阴魂也。”劭大惊曰：“兄何放出此言？”范曰：“自与
兄弟相别之后，回家为妻子口腹之累，溺身商贾中，尘世滚滚，岁月匆匆，不觉又是一年。向曰鸡黍之约，非不挂心；近被蝇利所牵，忘其日期。今早邻右送荣英酒至，方知是重阳。忽记贤弟之约，此心口醉。山阳至此,千里之隔,非一日可到。若不如期，贤弟以我为何物？
鸡黍之约，尚自爽信，何况大事乎？寻思无计。常闻古人有云：人不能行千里，魂能曰行干里。遂嘱咐妻子曰：‘吾死之后，且勿下葬，持吾弟张元伯至，方可入士。’嘱罢，自则而死。魂驾阴风，特来赴鸡黍之约。万望贤弟怜悯愚兄，恕其轻忽之过，鉴其凶暴之诚，不以千里之程，肯为辞亲，到山阳一见吾尸，死亦瞩目无憾矣。”言讫，泪如进泉，急离坐榻，下阶砌。劭乃趋步逐之,不觉忽踏了苍苔,颠倒于地。阴风拂面，不知巨卿所在。有诗为证：

风吹落月夜三更，千里幽魂叙旧盟。
只恨世人多负约，故将一死见乎生。

张劭如梦如醉，放声大哭。那哭声，惊动母亲并弟，急起视之，见堂上陈列鸡黍酒果，张元伯昏倒于地。用水救醒,扶到堂上,半晌不能言，又哭至死。母问曰：“汝兄巨卿不来，有甚利害？何苦自哭如此！”劭曰：“巨卿以鸡黍之约，己死于非命矣。”母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劭曰：“适司亲见巨卿到来，邀迎入坐，具鸡黍以迎。但见其不食，再三恳之。巨卿曰：为商贾用心，失忘了日期。今早方醒，恐负所约，遂自则而死。阴魂千里，特来一见。母可容儿亲到山阳葬兄之尸，儿明早收拾行李便行。”母哭曰：“古人有云：囚人梦赦，渴人梦浆。此是吾儿念念在心，故有此梦警耳。”劭曰：“非梦也，儿亲见来，酒食见在；逐之不得，忽然颠倒，岂是梦乎？巨卿乃诚信之士，岂妄报耶！”弟曰：“此末可信。如有人到山阳去，当问其虚实。”劭曰：“人禀天地而生，天地有五行，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，人则有五常，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以配之，惟信非同小可。仁所以配木，取其生意也。义所以配金，取其刚断也。礼所以配水，取其谦下也。智所以配火，取其明达也。信所以配土，取其重厚也。圣人云：‘大车无輗，小车无(车兀)，其何以行之哉？’又云：‘自古旨有死，民无信不立。’巨卿既己为信而死，吾安可不信而不去哉？弟专务农业，足可以奉老母。吾去之后，倍加恭敬；晨昏甘旨，勿使有失。”遂拜辞其母曰：“不孝男张劭，今为义兄范巨卿为信义而亡，须当往吊。己再三叮吟张勤，令侍养老母。母须早晚勉强饮食，勿以忧愁，自当善保尊体。劭于国不能尽忠,于家不能尽孝,徒生于天地之司耳。今当辞去,以全大信。"
母曰：“吾儿去山阳，干里之遥，月余便回，何放出不利之语？”劭曰：“生如淳沤，死生之事，旦夕难保。”恸哭而拜。弟曰：“勤与兄同去，若何？”元伯曰：“母亲无人侍季，汝当尽力事母，勿令吾忧。”洒泪别弟，背一个小书囊，来早便行。有诗为证：

辞亲别弟到山阳，千里迢迢窖梦长。
岂为友朋轻骨肉？只因信义迫中肠。

沿路上饥不择食,寒不思衣。夜宿店舍,虽梦中亦哭。每曰早起赶程，恨不得身生两翼。
行了数日，到了山阳。问巨卿何处住，径奔至其家门首。见门户锁着，问及邻人。邻人曰：
“巨卿死己过二七，其妻扶灵枢，往郭外去下葬。送葬之人，尚自未回。”劭问了去处，奔至郭

1、 先秦文学

先秦文学有两源，现实主义和浪漫。       

《诗经》分为风雅颂，反映现实300篇①

手法牢记赋比兴，名篇《硕鼠》与《伐檀》。   

浪漫主义是《楚辞》，《离骚》作者为屈原。

先秦散文有两派，“诸子”、史书要记全。      

儒墨道法属诸子，各有著作传世间；

儒家《论语》和《孟子》，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墨家《墨子》见一斑；

道家《老子》和《庄子》，法家韩非著名篇。    

历史散文有两体，分为“国别”和“编年”

前者《国语》《战国策》，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后者《春秋》与《左传》。  

2、 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

两汉魏晋南北朝，诗歌成就比较高；          

“乐府双璧” ②人称赞，

建安文学推“三曹”③；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田园鼻祖是陶潜，“采菊”遗风见节操。        

《史记》首开纪传体，号称“无韵之离骚”；    

班固承续司马意④，《汉书》断代创新招；       

贾谊雄文《过秦论》，气势酣畅冲云霄；       

“出师”二表名后世，《桃花源记》乐逍遥。    

辞赋盛行多空洞，张衡《二京》似惊涛。     

文学批评也兴起，《文心雕龙》真高超。        

骈文追求形式美，小说初起尚粗糙。

3、 唐代文学

唐代鼎盛累如山，“初唐四杰”不平凡；        

王杨卢骆创格律，律诗、绝句要记全。

浪漫诗人推李白，一路高歌《蜀道难》。        

现实主义有杜甫，“三吏”、“三别”不一般。

乐天倡导新乐府，“琵琶”、“长恨”留名篇。    

田园诗派有王孟，高、岑诗歌唱边塞。

中唐李贺多奇丽，贾岛“推敲”传世间。

晚唐崛起“小李杜”⑤；此后衰败如尘烟。

韩柳古文创新体，《阿房宫赋》唱千年。

唐代传奇已成熟，代表作推《柳毅传》。

4、 宋代文学

宋代文学词泱泱，分成婉约与豪放。

柳永秦观李清照，风花雪月多感伤。

苏轼首开豪放派，“大江东去”气昂昂；

爱国诗人辛弃疾，“金戈铁马”势高扬。

三苏、王曾、欧阳修，继承韩柳写文章；

范公作品虽不多，《岳阳楼记》放光芒。

南宋诗人陆放翁，《示儿》犹念复家邦；

人生自古谁无死？后世感怀文天祥。

编年通史第一部，《资治通鉴》司马光。

《梦溪笔谈》小百科，作者沈括美名扬。

5、 元明清文学

元代散曲分两种，小令、套数各不同。

杂剧代表四大家，成就首推关汉卿；

窦娥悲剧传千古，人物形象最鲜明；

其余三家郑马白⑥，还有《西厢》留美名。

明清戏剧精品多，《桃花扇》及《牡丹亭》

长篇都是章回体，“四大名著”是高峰。

《儒林外史》不能忘，《聊斋志异》多流行

尚有短篇拟话体，编订“三言”冯梦龙。

方苞开创姚鼐继，散文流派叫桐城。

清末大家龚自珍，《己亥杂诗》劝天公。

 注：①《诗经》共305篇，“三百”之说是取其整数。②指《孔雀东南飞》和《木兰诗》③指曹操及曹丕、曹植。④即司马迁⑤指李商隐和杜牧。⑥指郑光祖、马致远、白朴。

    在古代，我国的妇人也有着三六九等之分。就贵妇人而言，常见的有以下几种：

    夫人——在周代“天子之妃曰后，诸侯曰夫人”。到汉代，列侯的妻子称“夫人”，列侯死，子复为列侯，称“太夫人”。汉代皇帝的妾也称“夫人”。唐代诸王的母或妻及妃，文武官一品和国公的母或妻及妃为“国夫人”；三品以上官员的母或妻为“郡夫人”。宋一品、二品官员之妻皆封“夫人”。清代则封宗室贝勒至辅国将军之妻为“夫人”。在古代，“夫人”有时也是对妇女的一种敬称。现在，“夫人”一词已常被用来作为朋友间问候的客套词。

    淑人——宋徽宗时定制。文官正、从三品的祖母、母、妻各封淑人。明清制三品及宗室奉国将军之妻为淑人。

    硕人——妇人封赠之号。宋政和初年定命妇等级，大夫以上封硕人。

    令人——宋制，内命妇有奉恩令人等封号，为正六品。外命妇之号有九等，令人居第五等，大、中大夫以上的妻子封令人。

    恭人——在令人之下，自中散大夫以上至中大夫之妻封之，充为六品。明清为四品官之妻的封号。清又以奉恩将军之妻为恭人。

    宜人——宋代正和年间始有此制，文官自朝奉大夫以上至朝议大夫，其母、妻封宜人；武官官阶相当者同。元明后，改依其子或夫官品受封，元代七品封宜人，明清五品封宜人。

    安人——在宜人之下，自朝奉郎以上至朝散大夫之妻封之。明清则为六品官之妻的封号。

    孺人——据《礼记·曲礼下》记载：“天子之妃曰后，诸侯曰夫人，大夫曰孺人，士曰妇人，庶人曰妻”。宋代为通直郎以上之母或妻的封号，则为七品官母或妻的封号。旧时也通用为奴人的尊称。

    上述贵妇人的称谓，按宋代政和二年定命妇的等级由下而上的排列是：孺人、安人、宜人、恭人、令人、硕人、淑人、夫人。

　　说起古代衙门里的监狱，人们可能会立即联想到“苏三起解”里的洪洞县监狱。这是现今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监狱之一。洪洞县监狱设在县衙大堂口右角，主要是便于随时提审犯人。监门内有一照壁，通道只有一面，为了防止囚犯逃跑。一入监门，就有接连拐四个直角、五道门的甬道，接着是一条约一米多宽的“胡同”。“胡同”的两边是两排低矮的监房，关押一般的杂犯；“胡同”的南尽头，往东拐直角弯是内监所在，专门关押死刑重犯。内监是四合院形，东西南三面是普通式监房，北面有两幢无窗窑洞式监房，这是关押死刑待解女犯的女监，相传名妓苏三就曾在此关押。从洪洞县监狱，可了解到古代监狱建造和设置的大概情况。
　　监狱，古人称为“囹圄”，顾名思义，是专门囚禁犯人的地方。作为衙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除中央司法机关设立的监狱外，地方各级衙门，尤其是州（包括府、郡）县衙门也都设有监狱。
　　汉代的监狱名目、种类繁多。据《汉书·刑法志》等记载，汉代全国共有二千余所监狱，仅京城长安就有监狱二十几种：有专门关押高级官员和皇室成员的若卢狱、左右都司空狱、居室狱等；有关押女性囚犯的掖庭狱；以及囚禁官署吏卒的上林狱、都船狱、内官狱等。此外，京城有京兆狱，长安县有长安狱，都属于京城的地方监狱。汉代著名的酷吏尹赏任长安县令时，曾在监狱里修造了名为“虎穴”的地牢，挖地数丈深，四面砌墙，用大石板盖在出口。他曾命长安县里的乡吏及邻里检举地方的恶霸无赖，然后将这些人统统抓起来，以百人为一批，依次关进虎穴中，用大石板盖住。几日后再打开，只见里面的人都死在一起，先后死了数百人。
　　自东汉以后，在形式上，基本上改变了监狱名目种类繁多的状况，实行地方州县各置监狱，京城洛阳只设廷尉狱及洛阳狱二所。这种监狱体制也为后世所继承。隋唐以大理寺为中央司法机关，设大理狱；明清以刑部为中央司法机关，改设刑部监狱，同时对监狱的管理也作了明确规定。但事实上，监狱形式及管理混乱的状况却是普遍存在。例如，宋朝法律对监狱管理制度曾作了严格的规定，但各地方衙门却大多是我行我素。当时曾有“门留”和“寄收”的做法，这本是一种临时拘留的措施，但衙门官吏常常将那些无辜的证人及有关人员一概收禁，并借机向他们敲诈勒索，不满足这些官吏的要求便不予释放，以致于监狱里常常人满为患。还有一种名为“拘锁”的监禁措施，本来是一种短期监禁，但常常成为地方衙门任意残害犯人的手段。衙门官吏对那些被拘锁的人不给口粮，让他们活活饿死；或者擅自对犯人严刑拷打，将他们折磨至死。甚至有的地方豪强勾结衙门官吏，罗织罪名，拘锁无辜的平民，然后将他们弄死。手段之残忍，令人发指。
　　在所有类型的监狱名目中，后人最熟悉的，大概就是“班房”了。直到现在，人们还把“坐班房”作为进监狱的代称。其实，班房并不是监狱，它是衙门中三班衙役办事的地方。最初为了防止延误审判，州县衙门常将一些民事案件的当事人、轻罪犯人以及干连佐证等投进班房候审，并派差役看管，以便随传随到。一旦关进班房，落在衙役手里，便成了衙役们凌虐、敲诈的对象也用衙役们的话说，到了他们手里，就得揭他一层皮。
　　班房里面，不管是证人还是“犯人”，都闹哄哄挤在一块，睡觉拉屎都在一起。当然，班房也有“等级”，有钱的人花五十吊钱，可以进有床铺的大间；再花三十吊去掉铁链；再花二十吊，可以地下打铺，要高铺又得三十吊。要吃鸦片也可以，开一回灯五吊钱，其余吃饭吃菜也都有价钱。反正只要有钱，要什么有什么；而没有钱的犯人，一旦进了班房，那就真如进了地狱一般，受尽虐待、折磨，暗无天日。
　　五花八门的狱具
　　小说《水浒传》中，青面兽杨志流落东京，在天汉州桥卖刀，被泼皮牛二凌逼，一怒之下，杀死了牛二，去开封府自首，被关进了死囚牢里。有一首词，专道这牢里的种种狱具：
　　推临狱内，拥入牢门。黄须节级，麻绳准备吊绷揪；黑面押牢，木匣安排牢锁镣。杀威棒，狱卒断时腰痛；撒子角，囚人见了心惊。休言死去见阎王，只此便如真地狱。。
　　这首词里的麻绳、木匣、锁、镣等等，都是监狱里用来限制囚犯行动自由的刑具，称为“狱具”，也叫“戒具”。根据文献记载及地下实物发掘，可以证实，早在商朝时就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狱具了。在甲骨卜辞中，有？、？等字。？像监狱，？为人形，？则是拷住囚犯双手的狱具，这种狱具称之为“？”。除了？以外，还有桎、梏。桎是戴在脚上的足械，梏是戴在颈部的狱具，类似于后来的枷。据说商纣王时，为了树立自己的威势，专门打造了几千个桎、梏，用来对付那些不愿顺从自己的诸侯。周文王就被桎梏囚于？里，关了整整七年。由于？、桎、梏都是木头制作的，所以后人把它们合称为“三木”，成为狱具的代称了。
　　自秦汉以后，法律上对各种狱具的规格与使用都作了明确的规定。其中最常用的狱具主要有以下几种。
　　枷枷既是刑具，也是最常用的狱具。它的形状为方形，中有圆孔，两半合拢套在囚犯的头上，限制囚犯的行动自由，并根据囚犯罪情的轻重，规定枷的不同重量。死罪枷重二十五斤，流徒罪枷重二十斤，杖罪以下及刑讯时所用的枷重十五斤。所有的枷都用干木制做，并将大小尺寸及轻重斤两刻在枷上。除了一般的枷外，还有连枷与盘枷。连枷是将枷的长度延长，前后有两个孔，将两名囚犯一前一后枷在一起。盘枷则主要是押送囚犯时所用的。《水浒传》里在描写押解犯人时用的“七斤半团头铁叶护身枷”，就是这种盘枷。
　　杻、镣这是束缚囚犯手足的狱具。杻又称子杻，俗称手铐、手靠，是一种长方形、中有两个圆孔，用来铐住囚犯双手的狱具。它常常与枷、镣等一起使用，主要用于那些死刑重犯，但仅限于男犯。女犯虽死罪也不用杻，这主要是考虑到女子饮食便溺不便托付他人的缘故。镣又称脚镣，它的形状是两个铁制的环，分别戴在囚犯的双脚上，中间用铁链相连，以限制囚犯的行走自由。
　　锁这是套在囚犯颈部，用来限制囚犯行动自由的狱具，又称鏁、铁索，也叫琅铛。俗话说，“锒铛入狱”，可见这也是一种常用的狱具，尤其是差役抓人时，常常是“一抖铁索，往脖子上一套，拉了就走”，主要作用是防止犯人逃跑。它可以同枷等狱具一同使用，主要用于重罪犯人；单独使用时，则主要用于轻罪犯人。
　　匣床这是宋朝以后出现的一种狱具。最初它仅仅是一种与枷一起使用、防止囚犯逃跑的足械，称为“匣”。在《水浒传》里，武松被张都监诬陷下狱，狱卒将他一双脚昼夜匣着，不容宽松些。到了元朝，又将它发展成了床的形状，称为匣床，也叫囚床。囚犯躺在匣床上，头上有揪头环，颈部有夹项锁，胸前有拦胸铁索，腹部有压腹木梁，两手有双环铁扭，两胫有短索铁镣，两脚闸在匣栏上，另用一块号天板，上面钉满三寸长的钉子，密如刺猾，利如狼牙，盖在囚犯身上。匣床的四周是木栏，形状像鸟笼。囚犯全身都被固定在匣床上，四体如僵，手足不得屈伸，肩背不得辗转。囚犯被关在匣床里，不用说是蚊叮虫咬，就是毒蝎蜇身、大蛇缠头、饿鼠啮足，也丝毫不能动弹，如同活死人一般。明朝时，一个叫阿里·阿克巴尔的外国人在他所写的《中国纪行》一书中，记录下了刑部监狱里犯人上匣床时的惨状：犯人被绑在木板上，他们带着镣铐和链子，固定在铁桩上，头发也拴在铁钉上；即使这样还不让他们自在，他们的脚用板夹住，背上和胸上缠着一百码的链子和刑具，恐怕要压断了肋骨，他们哭嚎着。。。。。。
　　催命的狱卒
　　从国家行政体制上来说，除了监狱的主管官员大小还算是个“宫”外，其余的狱卒牢子等都是被视为最低下、最卑贱的“贱役”。然而，正是由于这些“贱役”管理着狱中囚犯的一举一动，囚犯的命运可以说是直接操纵在他们手上。如果把监狱比作地狱，那他们就是名副其实的“催命判官”。
　　西汉初年，有一位叱咤风云的英雄，他的名字叫周勃。周勃不仅在汉王朝建立的过程中浴血疆场，立下了汗马功劳，而且在刘邦死后，吕氏家族图谋篡夺刘氏江山的紧要关头，他力挽狂澜，调动军队平定了叛乱，迎立了汉文帝。周勃也因功勋卓著，先后被任命为太尉、丞相，并封为绛侯，食邑万户，长子周胜之还娶了文帝女儿为妻，可以说是位极人臣了。然而，后来因有人告他谋反，被交廷尉审讯，关进了长安监狱。入狱后，周勃惊恐之下，竟然不知所措。而监狱里的狱卒并没有因为他身为诸侯而予以优待，相反，像对待一般的囚犯一样，对他百般凌辱、虐待。周勃无奈，只得以千金向狱吏行贿。狱吏得了钱，立即改变了态度，而且还教周勃让儿媳妇去向文帝说情。本来汉文帝对周勃谋反一事就没有什么切实的证据，只不过想挫挫这班老臣的威势，现在见女儿来说情，自己的母亲薄太后也说周勃不可能谋反，便落得顺水推舟，不但释放了周勃，还恢复了他的爵位封号。周勃出狱后，感叹地说：我曾经统帅百万大军，自以为尊贵无比，位极人臣，哪里知道一个小小的狱吏竟然也如此尊贵！
　　周勃的话，虽然夹了点牢骚，但说的却是实情。不论你官多大，位多尊，只要进了监狱，那就是狱吏牢子们的鱼肉，命运操纵在他们的手里，任其摆布了。关于这一点，西汉时的韩安国与狱吏曾有过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，这就是人们所熟悉的“死灰复燃”的典故。韩安国原是梁孝主的侍从官，因犯罪入狱，遭到了狱吏的百般凌辱。韩安国对他说，你难道就不怕死灰复燃吗？狱吏回答说，燃起来就用小便浇灭它。在这里，韩安国用“死灰复燃”警告狱吏自己仍有可能有重新得势的一天，要狱吏不要过分虐待自己，把事情做绝；而狱吏用小便浇灭复燃的死灰，向韩安国说明只要在他们这班狱吏手里，就得由他们摆布，不会让你有死灰复燃的机会。有意思的是，韩安国后来果然“死灰复燃”了，不但被释放出狱，而且还被任命为主官梁国行政事务的内史。韩安国找来那个曾经虐待他的狱吏，可不仅没有处罚他，反而对他大加赞赏，予以重用。
　　由于古代监狱奉行的是侮辱摧残犯人的威吓主义，所以，尽管封建法律在形式上对狱吏凌辱、虐待犯人的行为严厉禁止，但事实上，这些规定往往是一纸空文。《水浒传》里的一个管监狱的差役就公开宣称，“你（指囚犯）这把贱骨头，好歹落在我手里，教你粉身碎骨。”好一副“判官爷”的口气！
　　狱卒凌虐囚犯，主要目的无非向囚犯敲诈勒索。五代时有一个名叫申贵的眉州刺史，他曾公开指着监狱的大门说，这是我家的钱穴。宋代的监狱官吏也公开受贿索贿，以狱为市。如果囚犯不给钱，就让他们睡在潮湿的地方，还不给他们饭吃。遇到那些没有钱的囚犯，干脆把他们像猪狗一样对待。囚犯生病后不医治，也不报告，直到病重甚至死后才报告上司。在《大明律·慎刑说》里，也披露了明朝监狱里狱吏们横行不法、凌虐囚犯、苛刻索贿的黑暗现实。狱卒向囚犯要索不遂的，甚至将囚犯凌虐致死。
　　囚犯要想免遭狱吏们的凌虐，只有“破财消灾”这一条路。周勃出将入相，尊贵无比，但在狱吏的凌逼面前，也只好乖乖送上黄金千两。狱吏们得不到钱时，可以把囚犯打入地狱；一旦得到钱，马上就换一副面孔。在这一方面，《水浒传》里沧州牢城里的差拔，可算得上是一个典型。林冲发配到沧州牢城后，差拔不见他把钱交出来，便破口大骂，什么“贼配军，满脸都是饿纹，一世也不发迹，打不死、拷不杀的顽囚”等等，直把林冲骂得一佛出世；等林冲送上银两之后，却马上变了口气，恭维林冲是“好男子，久后必然发迹”，“必不是等闲之人，久后必做大宫”。林冲身为八十万禁军教头，也算有点身份和名气，但不拿出钱行贿，照样受到狱吏的痛骂；那些无财无势的平民百姓，落在他们手里，其境遇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　　乐不思家的狱霸
　　如前所说，监狱里的狱吏是“催命判官”，而监狱里的狱霸则是牛头马面的小鬼。狱霸虽然本身也是囚犯，但他们在监狱里关押的年月长久，熟悉狱中情况，以他们的“资格”，自然而然成了犯人们的“首领”；加上他们和狱吏、牢子熟识，关系密切，同时又和犯人居住一起，狱吏也利用他们来管理囚犯。因此，他们虽身为囚犯，却有着一般囚犯所没有的特权、自由和“威望”，俨然是狱中的霸主。新来的囚犯，除了要向狱吏行贿外，同样也必须“孝敬”这些狱霸，听从他们的指令。狱霸们利用他们与狱吏的特殊关系，相互勾结，凌虐、欺压囚犯，肆意横行不法。
　　囚犯进了监房，如果没有孝敬狱霸，便会受到一顿“下马威”。小说《活地狱》里，财主黄员外的管家黄升和佃户王小三因为一件普通的官司，被差役们诱骗进了班房。因为他们并没有带钱，加上不懂这里头的规矩，招来同班房犯人们的毒打，两人被打得遍体鳞伤。但那些犯人还不解气，不让他们睡觉，罚他们站在地中。王小三困倦极了，不小心倒在了一个犯人腿上，结果又招来一顿痛打，打得他如杀猪一般的叫。如此这般犯人还觉不够，又将王小三的一只手的大拇指和一只脚的大脚趾用绳子拴住，高高吊起，在底下用拳乱打；还有人点燃一根蜡烛，在那里烧他肉。而看管班房的差役闻讯走来，竟然对他们说：既然没有钱，这个苦是要吃的了。这种对无钱犯人的凌虐，往往一直要等有了新的犯人进来，才会减轻。
　　狱霸能够横行不法，主要还是靠狱吏的撑腰。所以他们有什么好处，总不会忘记送上一份；而狱吏得了狱霸的好处，自然也就处处维护狱霸。因此，相互之间狼狈为奸。清朝的张集馨在自撰的年谱中，就记载了资州牢里一人名叫周鸣同的狱霸的劣迹。
　　周鸣同因推跌父亲致死，被判永远监禁。周鸣同在狱年月一久，被派为牢头。他在监狱里开设了当铺，对犯人重利盘剥。囚犯入监，都要向他孝敬钱物，否则就要受到种种凌虐甚至非刑拷打。主管监狱的吏目姜淳因得到他的好处，对他的不法行为不仅不闻不问，反而百般袒护、纵容。他可以自行出入监狱而不受限制。新来的人犯入监，他便带同其他缓决犯人将此人吊在柱子上，将水桶盛满水挂在背上，用竹签进行拷打逼赃，不满足他们的要求，就不停止拷打，还让犯人用嘴吹他们的尿壶。开始他们只是吊拷牢里的犯人，后来路过寄监的犯人也要吊拷逼赃，再后来干脆连押解犯人寄监的差役也被他们吊打逼赃。每次所得的钱，自然有吏目姜淳的一份。姜淳前后共分得银四百余两，他的家人也分得八十余两。姜淳得了钱，更放手让周鸣同胡作非为。周鸣同也更加肆无忌惮，甚至对入狱的女犯进行强奸。姜淳得知后，觉得他太胆大妄为，但周鸣同马上送上二百两银子，将此事遮掩过去。后来有一次井研县的差役押解犯人进省，路过资州，也遭到周鸣同等人的吊打逼赃，备受凌虐。差役一怒之下，去资州衙门喊冤告状。知州舒翼问知情由后，将周鸣同提到州衙内责罚，并下令将他在监狱内枷号，结果周鸣同竟然纠集同监犯人鸣锣击鼓，并放火焚烧监狱，幸而被及时扑灭。知州舒翼得知后，生怕事情闹大，不敢再深究，还释放了周鸣同。但井研县的差役不服气，又到省里控告。省里派员调查，并将周鸣同等人提省审讯。结果周鸣同等被判秋后处死，吏目姜淳也被处绞刑。
　　周鸣同恶贯满盈，最终伏法，实属咎由自取，但那些横行不法而逍遥法外的狱霸，更不知有多少。甚至有些狱霸乐此不疲，宁愿永远在狱中做囚犯。在清代大文豪方苞的《狱中杂记》一文中记载了这样的一个狱霸，他因杀人罪被关进监狱，与狱卒、胥吏相互勾结，欺凌犯人，每年所得竟也有好几百两银子。后来遇到大赦，被释放回家，在家里呆了几个月，闲得无聊，无所事事，正好乡里有人犯了杀人罪，他自愿去替他顶罪，因为根据法律，只要不是故意杀人，不会判处死刑，最重不过永远监禁狱中，这也正是他所希望的。就这样，他又回到监狱里过起了当狱霸的日子。过了两年，又逢大赦，他照例被减刑发遣边疆，可他不愿离开，再三请求留在监狱里，但没有被允许。他怅然离开监狱，伤感地叹息道：“我这一辈子再也不能到这里来了。”
　　无独有偶，在《清稗类钞》中也记载了这样一个以狱为生的狱霸。此人姓张，于同治年间因为杀人入狱，在狱中监禁了近十年。每年靠盘剥欺诈同监犯人所得，达千两白银，他把这笔钱交给家里的妻子去放高利贷。光绪元年（1875）遇大赦出狱，回家一查帐，靠高利贷赢利好几千两银子。高兴之余，又后悔被赦出狱，因为其他营生都没有做囚犯赢利丰厚。他在家呆了一年多，无所事事，整天郁郁不乐。正好村里有人斗殴杀人，他听说后，反过来向胥吏行贿，主动要求顶替入狱。入狱后，收入更丰，引起其他一些狱霸的忌恨。他们也想学他的样子，但资历、声望以及势力都不如他，因此想将他排挤出狱。光绪十六年（1890），皇帝大婚，慈禧太后归政，又大赦天下。那些狱霸便用重金向狱吏行贿，请求将他释放出狱，递解回籍，以免后患。就这样，他被强行驱逐出了监狱，带着妻子和万两银子回乡。离开监狱的时候，也说了同样的一句话：“难道这一辈子再也不能回这里来了吗？”
　　屈辱的女囚
　　在《聊斋志异·》里，有一篇“伍秋月”，其中说到女鬼伍秋月被阴间的皂役捉去，关进了监狱，两个狱卒对她动手动脚，百般调戏、侮辱。其中一个狱卒还厚颜无耻地挽着她的脖子说：“既然成了罪犯，难道还想守住贞节吗？”这里写的虽然是阴间地狱，但说的却是阳间牢狱里的实情。
　　在衙门的黑牢狱中，苦难最为深重的，恐怕要算是女囚了。古代对妇女的贞节非常重视。监狱之中男女混杂，肮脏黑暗，这是人所共知的。妇女一旦进了监狱，便成为狱吏、牢子们凌辱的对象，要想保持贞节，事实上是很难的。一个监狱里看管女犯的官媒就公开说：凡是发到这里的女人，哪一个不是犯法的？已经犯法还充什么节妇！因此，历代法律对妇女收监监禁，都采取非常审慎的态度。汉代法律规定，妇女非本人犯法，而因连坐等原因要被判刑的，一律不得拘捕监禁；需要拘讯的，也只能在她的住所内讯问。明朝的《大明律》“妇人犯罪”条中也规定：妇女除犯死罪及奸罪要入监收禁外，其余犯罪一律交丈夫或亲属收管，听候传唤，不得入狱监禁。清朝法律也有大致相同的条文。这些规定的目的，都是为了防止女犯收监后遭受虐待、凌辱。但是，女犯一旦被关进监狱，就很难逃脱这种厄运了。
　　清代对女犯，一般都交由衙门里的官媒婆看管。凡是初到的女犯，总是先饿上两天，再捱上几顿打，晚上也不准睡。如果不服的，便会被吊起来。至于做贼的女犯，更是与众不同，白天拴在床腿上，让她看马桶，闻臭气；等到了晚上，还要将她捆在一扇板门上，要动不能动，搁在一间空屋子里，直到天明才放出来。当然，这些都还是轻的；一旦女犯被衙门里的书办、衙役们看上，那时除一死，竟没法保得清白。
　　明清法律都明文规定：奸淫女犯的，要处以杖一百、徒三年；强奸者要处绞刑。但事实上，这往往是一纸空文。那些书办、衙役干脆把官媒婆处当作是免费的妓院，遇到标致一点的女犯，更是个个都要前来领教，张三才去，李四又来，甚至昼夜不绝，或者干脆弄到外面去恣意取乐。而那些被关押的女犯，不是犯死罪，就是犯的奸罪，到了这个地方，也就不得不从。所以女犯失身破节，成了理所当然的事。但其中也有少数真正节烈不肯失身的，触怒了衙役官媒婆，便往往招来残酷的毒打和凌虐。
　　小说《活地狱》里，有一个女犯，因为不愿顺从，被官媒婆先是伸手三四个巴掌，打得她跪在地上，苦苦哀求，然后又叫人从梁上放下一根又长又粗的麻绳，把这女犯揿倒在地，将她的手脚如同捆猪一般捆住，再把大麻绳一头穿在她的手脚之中，穿好之后，打了一个死结，再将麻绳另一头用力拉，霎时间便把这女犯高高吊起。女犯被这一吊，早已是头昏眼花。嘴里不住的哼哼乱叫。官媒婆则拿起竹片，不由分说，把那女犯无上无下，足足打了几百下还不住手，打得女犯乱哭乱叫，浑身一条一条的血迹。官媒婆一边打还一边骂：既然想树贞节牌坊，就应该不去犯法；既然犯法到了这里，还要充什么贞节！这就是他们凌虐、奸淫女犯的最“充足”的理由。在他们看来，女犯一进了监房，什么人格、尊严以及贞操等等，统统都不存在了，剩下的只是任凭他们摆布、玩弄、奸淫。这一切，都是女囚所“应得”的待遇，是女囚们的“命”！
　　人死如蚁
　　囚犯一旦被关进了监狱，不仅会遭受种种非人的凌辱、虐待，而且生命也得不到保障。囚犯被酷刑、虐待折磨致死的事，在古代监狱里早已是司空见惯。不但如此，典狱官吏因种种原因，非法公开或秘密地处死狱囚，也是一个公开的秘密。虽然封建法律对虐待、处死囚犯的行为严厉禁止，连司法最为黑暗的五代时期的法律也明文规定，凡典狱官吏滥用刑讯等导致囚犯死亡的，以故意杀人罪论处。但事实上，这些规定往往只是一纸空文。
　　非法处死狱囚的原因有多种多样，有的是为了在政治斗争中打击和铲除政敌。例如明朝的太监魏忠贤为了除掉那些反对他的官员，捏造罪名将他们逮入镇抚司衙门监狱，滥施酷刑逼供，然后将他们非刑处死。有的是酷吏任情滥杀。例如唐武则天当政时，每当有宽宥囚犯的诏书颁布时，酷吏来俊臣等总是先派狱卒将狱中的重囚全部杀死，然后再宣读诏书。宋朝的狱官筮土因为监狱小而囚犯多，狱中人满为患，竟然命狱卒将狱中关押的徒流罪犯百余人全部杀死，然后以病亡报告上司。有的则是仇家收买狱吏设计害死囚犯。例如在《水浒传》里，恶霸毛太公父子为了夺取猎户解珍、解宝猎得的老虎，勾结官府，以“白昼抢劫”的罪名将他们投入大牢。毛太公父子还不罢休，吩咐州衙的孔目将二人结果掉，斩草除根，以免后患。还有的则是典狱官吏向囚犯索要财物不遂而挟私报复，将囚犯或是凌虐致死，或是暗中玩弄手脚害死。对此，连明太祖朱元璋在《大浩续编》中也不得不承认：在监狱中那许多“无罪而死”的犯人，或是因典狱官吏索财不与而被非法杀死，或是因典狱官吏受他人钱财，代人报仇而将他们非法处死。因此，狱中犯人的生命事实上得不到任何保障。至于囚犯被杀死后，典狱官吏又往往以“病亡”为由报告上司，上司很少会来查究死者的真正死因。这样一来，那些被非法秘密处死的囚犯，到了九泉之下，也难雪沉冤了。
　　典狱官吏非法杀囚的手段也有多种多样。在《水浒传》里，武松被押解到孟州牢城后，同牢的囚犯要他提防狱吏的暗害，并给他讲述了狱吏弄死囚犯的种种手段：一种方法叫做“盆吊”，这是到晚上先给囚犯吃两碗干黄仓米饭，和些臭鲞鱼，然后趁饱带到土牢里，用绳索捆翻，再用席子卷起来，塞住七窍，把人颠倒过来竖在壁边，不消半个更次，便结果了性命。另一种方法叫“土布袋”，这是将囚犯捆住后，用一个布袋，装满黄沙，压在囚犯的身上，也不消一个更次，便结果了性命。这虽然是小说里的描写，但却是现实的真实反映。如“土布袋”这种方法，就是明朝镇抚司衙门中常用的杀囚方法。它是用重物压在囚犯头上，将囚犯压死。死者的鼻子被压平，面目也不可辨认。除此之外，还有种种骇人听闻的非法杀囚的手段。尤其是太监魏忠贤专权时，镇抚司衙门狱中随意处死犯人，更是家常便饭。有的是将人活活拉死；有的是用铁钉将人钉死；还有的是用滚烫的开水浇在犯人身上，顷刻间皮肤卷烂，赤肉满身，婉转两日而死，有的死后骨肉断烂，竟不知是怎样弄死的。
　　在监狱里，还有一种较为常用的“杀囚”手段：它与一般的杀囚不同，狱吏并不亲自动手，而是设计用种种手段逼使犯人忍受不了而自杀。西汉时的名将周亚夫，其功名、地位与他的父亲周勃相似，但也遭到与周勃同样的命运。周亚夫平定吴楚七国之乱，因功官拜太尉、丞相，显赫无比。后来却因购买陪葬用的兵器，被人告发他谋反，被逮下狱。在审讯时，周亚夫申辩说，这些兵器都是葬器，可审讯他的廷尉（最高法院的长官）却硬说他即使不在“地上”（生前）造反，也要在“地下”（死后）造反，并且还授意狱吏对他百般凌辱。周亚夫忍受不了无理陷害和虐待，愤然绝食抗议，结果五天之后，呕血而死。
　　古代监狱中的狱吏之所以敢于违反法律，杀害狱囚，主要原因是封建帝王的默许和纵容。如周亚夫被逼死，背后真正的凶手是因周亚夫之力而保住江山的汉景帝刘启。他想除掉周亚夫这样的功臣却又找不到合适的理由，也不敢公开处死他，只好采取这种卑鄙手段。宋朝民族英雄岳飞被扣上“莫须有”的罪名，在狱中被处死，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。另一种情形则完全是出于封建君王的任情滥杀。如北齐文宣帝高洋，常常随意杀死囚犯，故监狱中经常备有一批犯人，随时供他杀戮，被称为“供御囚”！上行下效，衙门监狱里非法杀囚也就有了“合法”的理由。

　　1、官刻本：指清及清以前历代出公帑或由国家某种机构、单位主持雕印的书本。中国雕板印书始自唐朝。自五代起，始由国子监校刻经书，开官刻本之先河。两宋国子监、中央各部、院、司、局、殿，地方各府、州、军官署，各府、州、县学，各地仓台、计台、公使库；元代兴文署、广成局、中书省、行中书省、各路儒学、各地书院；明代两京国子监、中央各部、院、内府各监、各藩府、各布政使司、各府、州、县衙署，各级各地学校；清代武英殿、内府各监、中央各部、地方各级行政、文化机构、各省官书局等，凡由这些单位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，均可称为官刻本。　
　　2、坊刻本：指唐至清历代各地书商刻印的书本。书商编刻图书并经营书业的书坊，唐代已经出现，至两宋而极盛。北宋的开封，南宋的杭州，都开有很多书坊、书斋、书轩、书林、书堂、书肆、书棚、经籍铺、纸马铺等。四川、两湖、江、浙、皖、赣、闽，尤其是福建建阳的崇化、麻沙等，也都有很多书坊。元代四川书坊衰落、山西平水（今临汾）书坊兴起，福建书坊续有发展。明代南北两京，苏州、扬州、杭州、徽州、常熟、建阳，仍是书坊林立。清代书坊遍布全国各地，但有的已是单纯经销并不编刻图书了。所有历代这些书坊刻的书，都可以称为坊刻本。　
　　3、私宅刻本：指历代私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本。私宅家塾刻书的性质，与书坊刻书不尽相同。书坊刻书以出售营利为主要目的，私宅、家塾刻书多出于对圣贤、先辈、师友的崇尚，要推广某种思想和学说。明、清私宅刻书，有时也为了传布某些罕见的版本。　
　　4、家刻本：指历代自家出资或主持刻印自己家人著作的书本。家刻本与私宅刻本性质不同。家刻本的实施方式有两种：一种是出资委托书坊，按自家满意的版式行款刻印；一种是自备书板，召雇刻印良工上门，让他们按自家的意愿设计行款版式刻印。这两种方式雕刻的书都归自家所有，自家收藏。故古书雕板处与藏板处不全都一致。家刻本多为家族中晚辈实施，故校勘刻印一般都比较好。　
　　5、自刻本：指历代由作者自己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撰的书本。从出资的角度看，与家刻本性质近似；从所刻书的作者看，则与家刻本截然不同。家刻本的作者范围限于本家族中，自刻本的作者仅指作者自己。自刻本始自五代和凝。五代以后，历代都有自刻本行世。自刻本有两种形式：一种是作者自己，委托书坊或召雇雕印工匠，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版式行款，施刀镌印；一种是不但自己出资，还要自己写样上板，然后委托书坊或召雇工匠刻印。所以自刻本一般都校勘精审，刻印精良。若是作者自己手写上板，就更为珍贵。清代郑板桥号称诗、书、画三绝，他自己写样上板雕印的自著《板桥集》，堪称艺术珍品。　
　　6、监刻本：亦简称监本，指历代国子监雕板印刷的书本。国子监，亦称国子学，亦简称国学，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管理机关和最高学府。国子监刻书始于五代，后唐明宗长兴三年（932），宰相冯道、李愚请令判国子监事田敏校定《九经》，刻板印卖。到后周太祖广顺三年（953），《九经》全部刻完，前后历时二十二年。后周世宗显德二年（955），国子监祭酒尹拙奏请兵部尚书张昭、太常卿田敏同校勘《经典释文》，刻板印行。宋代国子监的刻书规模和刻印范围，都比五代时要大得多。景德二年（1005），距建国仅四十余年，经、传、正义皆经过校勘，刻板印行。所集书籍板片十万余块。到北宋末年，正史亦由国子监全部校刻行世。南宋国子监所刻的书并非都是本监所雕，很多是本监校勘后下各地镂板。如《七经正义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资治通鉴》诸书，都是由杭州镂板进呈。宋代国子监除主刻正经、正史外，还以医方一字差误，其害匪轻，故重要医籍也由国子监分官详校，镂板颁行。如《脉经》、《千金要方》、《千金翼方》、《补注本草》、《图经本草》等，宋代国子监都曾校刻行世。元代的中央刻书机构是兴文署和广成局，属秘书监，不属国子监，故无监本之称。明代南京、北京都设有国子监，刻书数量甚多。清代纂修校刻书籍多数在武英殿。清代国子监仅刻过极少的书。　
　　7、经厂本：专指明代经厂所刻印的书本。经厂是明代司礼监所属的机构，专管经书印板及印成书籍、佛经、道藏、藩经等。经厂设掌司四员或六、七员。经厂规模随着司礼监的权限及规模的扩大而扩大。洪武时内府有刊字匠150名，每二年一班；裱背匠312名，印刷匠58名，一年一班。嘉靖十年（1531），调整精简过内府匠役，实留12255名，著为定额。其中司礼监占有1583名。而专事书籍刻印者为：笺纸匠62名，裱背匠293名，摺配匠189名，裁历匠80名，刷印匠134名，笔匠48名，黑墨匠77名，画匠76名，刊字匠315名。总为1275名。据极不完全的统计，明代司礼监经厂前后刻印的经、史、子书、祖训、圣训，以及《四书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三字经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千家诗》、《神童诗》等内书堂课本，达168种。经厂本特点是开本大，印纸精，行格疏，字体大，粗黑口，铺陈考究。但由于出自内宦之手，校勘不精，故不为学人所珍重。
　　8、内府刻本：这个称谓很不科学，也不确切，但历代相沿，版本著录和行文中又常出现这个提法。唐代有内府之设，它是指划归五府三卫和东宫三府三卫管辖的折冲府，完全是禁卫军的建置。明、清两代都设有内务府，下设若干监，分管内庭庶务。所谓内府刻本，并不专指由内务府各监所刻的书本。实际上，历来在运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时，其概念都是指中央各部院衙署和内庭各部门所刻的书本。或者说是指官刻本中，属中央国家机关所刻的那一部分书。所以在使用这个称谓时要特别谨慎，凡能考出具体刻书单位者，均应具体著录，不可轻易使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。
　　9、藩府刻本：指明代各藩王府所刻印的书本。明代二百七十余年中，皇诸子受封为王的先后共有62人。受封并且建藩者，共50人。其中有的因获罪夺爵，有的无子封除，只有28个王府与明朝相始终。它们分布在山东、山西、河南、陕西、四川、湖广、江西等诸布政使司。自洪武时候起，诸王不但受到极丰厚的封赏，而且还要颁赐经、史及诗、词、歌、赋等书籍，以便让他们体仰圣心，陶冶性情，屏除图谋不轨之心。故明代诸王中颇有倾心学术、潜心文学、热心文化的。加之他们富能敌国，故于校刻群书颇为讲究。其中的周、楚、蜀、辽、赵、吉、徽、益诸藩，以及山西的山阴王、江西的弋阳王，刻书较多较好。藩府刻本的特点是校勘精审、纸墨精良、版印精湛，为历来的学人和藏书家所珍重。
　　10、殿本：专指清代武英殿所刻印的书本。武英殿在今北京故宫博物院西华门内迤北。据《宸垣识略》记载，武英殿崇阶九级，环绕御河，跨石桥三，前为门三。内殿宇二重，前贮书板。北为浴德堂，即修书处。其后为井亭。康熙十二年（1673），命廷臣补刻前明经厂旧有的《文献通考》漫漶版片，始在武英殿用事。咸丰二年成书之内府抄本《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·武英殿修书处》记载，康熙十九年11月，奉旨设立修书处，由内务府王大臣总其成。下设兼管司2人，以内务府官员兼任；下又设正监造员外郎1人，副监造副内管领1人，委署主事1人；掌库3人，委署掌库6人。设有书作、刷印作。书作司界划托裱等职；刷印作管理写样、刊刻、刷印、摺配、装订等职。有拜唐阿19名，委署领催4名。另设匠役若干，分别为书匠、界划匠、平书匠、刷印匠等，共84名，分办各作之事。表明自康熙十九年11月，才正式在武英殿开设修书处。此后，大凡御定、御制、敕撰诸书，以及经、史群籍，均由武英殿校定版行。武英殿前后一共刻、印过多少图书，没有确切的统计，有说500余种，有说400余种。从乾隆朝武英殿开雕诸书谕旨，如乾隆三年（1738）雕《十三经注疏》板；四年（1739）雕《明史》板、《十一史》板；十年（1745）雕《明纪纲目》板；十一年（1746）雕《国语解》板；十二（1747）雕《三通》板；四十八年（1783）雕《相台五经》板，可以充分看出武英殿刻书之多之快。此外，宏篇巨帙的大类书《古今图书集成》，也是由武英殿用铜活字排印的。包罗宏富的《武英殿聚珍版丛书》，也是由武英殿所制木活字排印的。
　　11、局本：局本指清代各省官书局所刻印的书本。清代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之后，以曾国藩创立的江南官书局为起端，先后有淮南书局、苏州书局、浙江书局、崇文书局、思贤书局、江西书局、存古书局、皇华书局、福州书局、广雅书局、云南书局、山西官书局等相继建立。这些官书局是清代以前历朝所没有的。在晚清的半个多世纪中，这些官书局刻印过不少书，还联合刻印过一些书，如五局合刻《二十四史》等。有些书校勘精审，刻印精良。像浙江官书局校刻的《二十二子》，金陵书局张文虎校刻的《史记》，就都很有名。
　　12、聚珍本：亦称聚珍版。指清乾隆时武英殿用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。乾隆三十七年（1772），高宗皇帝弘历下诏，广征天下遗书，开馆纂修《四库全书》。翌年，各省进呈本、采进本，源源汇集北京。一些失传的书，也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佚出来。为了使某些世所罕传的书重播于世，嘉惠士林，弘历皇帝曾谕武英殿先行刊版印行。但对不利其统治的著作，却多行禁毁。乾隆三十八年（1773）十月，奉命管理《四库全书》一应刊刻、刷印、装潢等事的金简，认为这些书籍将来均用雕板的办法印行，不惟所用板片浩繁，且逐部刊刻，亦费时日，故上书奏请雕刻木活字，排版印刷。同年，奉旨施行。乾隆三十九年（1774）五月，已雕出木活字十五万个，尚不敷用，故由金简再次奏请，又增刻木活字十万多个，前后共刻大小木活字二十五万余个。自此之后，凡《四库全书》馆交印各书，就用这套木活字排版印行。据陶湘统计，武英殿用这套木活字前后排印过一百三十四种罕见之书。这些书因为行款版式完全相同，又都是由武英殿木活字印成，按说就可以称谓《武英殿木活字印本丛书》。乾隆皇帝以为“活字版”名称不雅，改称“聚珍版”，故正式书名便定为《武英殿聚珍版丛书》。后来各省官书局又有照式翻雕，刷印行世者，故又有“外聚珍“之称。其实翻雕已非活字，不该再用“聚珍”之名。为了与“外聚珍”区别，故原《武英殿聚珍版丛书》又有了“内聚珍”之名。

　　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。最开始的印刷术采用的是的雕版印刷的方式。雕版印刷是由石刻、印章发展而来的。隋唐的印刷工匠把透明稿纸的下面贴上木板，使字变成反体。刻工把文稿刻在木板上，让文字和图画凸出。版面上涂墨、覆纸，用刷子一刷，字和图就印在纸上。熟练的工匠，一天可印2000张。雕版印刷与手工抄写相比，既可加快速度，又能减少差错。唐朝中期的雕版印刷品《金刚经》，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、标有确切日期的雕版印刷品。

　　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，传播到朝鲜、日本等地，促进了那里文化的发展。利用雕版印刷工艺印制书籍，每印一页必须雕刻一块木板，要印制一部较大型的书籍，往往需要集中数十名以至百余名刻工，花费数月，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做雕刻工作。如果书籍的印数不大，那就更加显得极不经济了。因此，在雕版印刷术盛行之后，人们便探寻着改革制版工艺的途径，于是发明了活字印刷术。

　　活字印刷术是北宋庆历年间（公元1041－1048年）由平民毕升发明的。关于毕升的生平事迹，由于史籍缺乏记载，已无从查考。幸而在沈括的《梦溪笔谈》卷18中，记述了他发明泥活字印刷及工艺过程，方使他的业绩未被湮没。

　　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及工艺过程为：

　　用胶泥刻印，每字一印，用火烧煅，使其陶化变得坚硬，每一字皆有好几个印，常用字如之也等，则有十几个印，以备排版遇到重复的字时应用，活字厚薄于钱唇，不用时用纸贴上，每韵为一贴，贮存于木格之中，排版时，先准备一块铁板，板上铺一层松香，蜡和纸灰混成的粘着剂，板周围用铁范框住，然后按所需的字的字韵在木格中取字排版，排满铁范后把铁板放在火上加热，待粘着剂稍微熔化，用一块木板按在字面上，使字面平齐，同时与铁板粘牢，即可刷黑印刷。如果遇到事先没有准备好的字，就随时刻字烧硬补上，瞬息可成，非常便捷。为了提高工效，一般准备两块铁板，一板排好字进行印刷，另一板进行排字，第一板印完，第二板已排好字。用第二板印刷时，把第一板的字取下重新排字，这样更互用之，瞬息可就。

印版用完后取字的方法，是把印版拿到火上加热，使粘剂熔化，把活字取下。因为是泥字，不会被粘着剂沾污。取下的活字仍按字韵放置于木格中，以备再用。沈括说，用活字印刷若止印三，二本，未为简易，若印数十百千本，则极为神速。

　　由上述的印刷工艺过程可以看到，活字印刷工艺简单，使用和保存方便，工效高，并且克服了雕板印刷费工费时，用材浪费，工效低，雕板保存不方便等缺陷。因此，活字印刷术出现，是印刷技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，它把印刷技术推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。

　　 毕升之后泥活字印刷的情况，现在还不十分清楚，但直至清代仍有人采用，这是确定无疑的。康熙已亥（公元1719年）年间，泰安的徐志定曾用泥活字印刷《周易说略》等书。徐志定称他所印的书为泰山磁板，并在《周易说略》的序中说，“偶创磁刊，坚致胜木”。这说明他所造的泥活字在煅造时上过瓷釉的，故硬度很高。道光九至十二年（公元1829-1832年），苏州的李宝之克服了许多困难，刻造泥活字，先后印成《南疆绎史勘本》，《金石例四种》等书。特别是安徽泾县的翟金生，他花了30年的心血，自造泥活字10万多个，于道光二十四年（公元1844年）印成了，《泥板试印初编》，《仙屏书屋初集》，《仙屏书屋集诗录》；《水东翟氏宗谱》等书，江苏无锡和江西宜黄县也都有人用泥活字印书。

　　在发明泥活字印刷后，活字的印刷技术不断得到改进和发展，并先后出现了木活字和金属活字。

　　沈括在记述毕升的泥活字时，还曾说到：不以木为之者，木理有疏密，沾水则高下不平，兼与药相粘，不可取，不若燔土，用讫再火令药熔，以手拂之，其印自落，殊不沾污。说明当时毕升可能试过用木活字印刷，但因木活字自身所存在的缺陷，而未被采用。最先采用木活字印刷的是元代的王祯。他在元大德二年（公元1298年）任宣州旌德（今安徽旌德县）县令时，曾设计了一套木活字印刷工艺，较好地解决了木活字印刷中一系列具体的技术问题，并令工匠雕刻木活字，在他的组织下，花了两年的时间刻成木活字，还试印《旌德县志》，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印刷了六万多字的《旌德县志》一百部，速度即快，质量又好，从而证明了可用木活字印刷，开拓了活字印刷的新领域。

　　木活字印刷的主要方法是在木板上刻好阳文反字之后，锯成单字，用刀修齐，统一大小高低，然后排字，行间隔以竹片，排满一版框，用小竹片垫平并塞紧后涂墨铺纸刷印。王祯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发明家，不仅创制了木活字，而且还规定了木活字的规格，创制了转轮排字架，发明了由"以人就字"改为"以字就人"的排字法。并将制作木活字的方法和拣字排版、印刷等工艺技术流程编写成《造活字印书法》。

　　王祯之后不久，木活字印刷便在安徽、浙江一带流行。如公元1319年，奉化（今浙江奉化县）知州马称德镌刻了十万个木活字，印成活字书版《大学衍义》等书。甚至在新疆维吾尔族地区，在元朝时也已应用木活字印刷。敦煌千佛洞中曾发现有几百个元代维吾尔文的木活字，用硬木制成。因维吾尔文是拼音文字，而当时所用的木活字刻的不是字母，而是单词，故大小不等。令人遗憾的是，这些中国文化史上的瑰宝，于本世纪初被法国人伯希和掠走，现国内所余无几。

　　到了明清时期，木活字印刷已相当盛行，成为中国印刷史上仅次于雕板印刷的主要方法。在这时期，不论官私或坊肆，都有用木活字排印书籍的。江南和省民间所印的族谱、家谱大都用木活字排印。顺治年间（公元1644－1661年）所印的明撰《义门郑氏道山集》康熙年间（17世纪下半叶）所印晋江施琅的《靖海集》。雍正三年（公元1725年）所印的武书陈重订本陈师道《后山居士诗集》等，也都是用木活字排印的，最为著名的大型木活字印刷，是清朝隆三十八年至五十九年（公元1725－1794年）印刷的《武英殿聚珍版丛书》，这次印刷共计刻成大小枣木活字253500个印成丛书138种，2300多券，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木活字印书。

　　除了泥、木活字外，中国古代还曾用铜、锡、铅等金属材料制成的活字进行印刷。中国何时开始应用铜活字印刷。现在还没法确定。可以肯定的是，在明弘治、正德、喜靖年间，江苏的苏州、无锡、南京一带流行用铜活字印书。其中，尤以无锡华氏和安氏所印书籍最为出名。他们用铜活字排印的古类书和唐宋人的诗文、水利用书等，种类多，印本精良、印数大，行销各地，在印刷史和书籍史上都占有一定的地位。雍正四年到六年，清室内府排印的《古今图书集成》，全书一万卷，分装为525函，5020册，是历史上用铜活字印刷的最大型类书。

　　锡活字出现于元代，因锡熔点低，故用铸造而不用刻制，这是历史上最旱出现的金属铸字。元朝王祯在记述木活字印刷时，曾经说到：近世又有铸锡作字，以铁条之作行，嵌于盔内界行印书。但上项字样难于使墨，率多印坏，所以不能久行，反映了当时铸锡作活字，进行印刷的情况以及所存在的工艺问题。明代也有人造锡活字印书，但为数很少，没能流传和推广。

　　铅活字出现于明弘治、正德间（约16世纪初）。明人陆深撰写于弘治十八年（公元1505年）至正德三年（公元1508年）的《金召纪闻》中说“近日昆（今江苏常州）人用铜、铅为活字，视板印尤巧便。”但可能出于同锡活字那样难于着墨的原因，铅活字印刷使用不广，印数不多。 

　　自从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后，活字印刷术不断得到改进和发展，而且历代都不断有人用活字进行印刷。但总的来说，这个时期的印刷仍以雕板印刷为主，所用雕板以木板为最普遍，也有以铜板、锡板进行印刷的。而且雕板印刷术也有所发展和创新，其中彩色套印技术就是一个重要的发明。彩色印技术发明于宋代，并为后世所沿袭和发进，其所印制的精美彩色图案，为中国古代的印刷技术史和图书印刷史增添了异彩。以雕板为主的印刷历史，大致在近代印刷业在中国出现后，才逐步被淘汰。